一九四九年春，学校动员我上学，我母亲不同意，她说这么大的女孩子要上就得上六年级。因为我长在战争年代，上学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上到二年级，就不上了。战争结束了，又跳级上五年级，中途还上了一年私塾，在妈妈的要求下，学校同意我上六年级了，我很高兴。我在六年级学了一年半，50年暑假毕业，是在台北县中学进行考试的，毕业证书的公章是台北县立刘庄小学。接着我又考取了台北县中学，因家中困难，我就放弃了上中学的机会。我成了刘庄街上的待业青年。
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镇上以及区公所做些文字工作。比如整整文件，抄抄户口册子等。50年开始抗美援朝，51年3月至8月政府两次动员青年参加志愿军，我积极投入这项工作，我配合街道干部到应征青年家，做人家爷爷奶奶父母的思想工作。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县团工委主办的团训班学习，我是学习积极分子，又是团里的骨干分子，所以还获得了一些奖品和团内学习书籍。
我是刘庄镇的团支部委员，我负责收团费，有一次，我不在家，有两个团委把我放团费的包偷偷拿走了，拿了团费的钱到茶馆各吃了一碗面条，各人又买了一条裤子。就这样花了团费10元左右，这都怪我工作没经验，造成不良影响。
我还参加刘庄话剧团演戏，我演了好多戏，有时还演主角，有一次，我演党的女儿，我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很勇敢，宁可自己死，也不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我用剪刀捅着我的颈部，顿时，我倒在幕子下面，后幕的人迅速在颈部倒上红水，可我爬起来，我的脖子上全是血。其实这血是假的，为了演的逼真，不得不用红水。可他们倒时不注意，流到我嘴里，可我喉咙难受，既不苦，又不咸，说不出个滋味来，搞得我哭笑不得。
话剧团要演戏，就得化妆，可没钱买化妆品，后来，我们就找了个差事，卖轮船票。除了解决化妆品的费用，自己也能得到一点辛苦费，所以，我就和支书的爱人接受了这个苦差事。卖票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到时间就是要去的。那时我们在南闸口卖票，闸东有个轮船码头。每一次去都要由看闸的工人拉好闸方才能过去，有时一两根木方我们也能大胆的走过去，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要做卖票前的准备工作。有一次从南方装了几船犯人。下在刘庄轮船码头，这些犯人都是手铐脚镣，他们个个光着头，皮肤白析。我从没看过这么多的犯人。候车室塞满了犯人，把我的办公桌子都围住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真有点害怕。原来这些犯人是押到东边农场劳动改造的。
我们两人天天轮流背着小包到南闸口卖轮船票，船来前售票，船要开时，我们必须（扣下保险费）做好结账工作，时间是够紧张的。就这样解决了剧团化妆品的问题，自己每月也能得到10元左右的服务费。我每天白天售轮船票，晚上就到文化站楼上排练文娱节目，这样的生活还是自在的。为了前途我想还是找一个固定的工作。所以，我积极投考，最后，被东风师范录取。当我接到录取通知单的同时，刘庄小学要我去教学，真是好日多同，搞得我无主张。最后我选定了到刘庄小学教书，提前做老师，提前拿工资，解决家中的困难。我再次又放弃了学习的机会。
第二天，我就到刘庄小学工作，我刚去分我教低年级，我表妹是如皋师范毕业的，她也教的低级，我经常听听她的课，从中也学到一点。在我刚教学的时候，大多数地区没有幼儿园，那时也不教拼音字母，教学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每教一个汉字，都要通过各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让他们记住每字的音、形、义，接受能力差的学生不易记住，我总是耐心地辅导直至教会他们为止。认字难写字就更难了，那时候，小学生不用铅笔写字，全用毛笔写字，本来小学生写字就很困难，加上用毛笔写就更难了，他们不会握笔全是靠老师手把手的教，经常有些小孩子把自己弄成一个大花脸，搞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那时教学条件很差，学校没有什么教具，都是靠自己制作，那时我们用得最多的教具是芦柴棒，有一次我上算术课，有个高个头的学生坐在后面，他忘了带芦柴棒，就扳手指头，不够用了，就把脚跷到课桌上扳着脚趾头数，我问他：“你为什么把脚跷到桌子上呢？”他回答说：“我在做算术，要不是有两只脚，今天的作业我还真完成不了呢！”又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事事开头难，后来我教学熟练了，困难也就小了。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教学工作很快就能胜任。刘庄区的文教助理叫我上示范课。通知全区有关教师到刘庄小学听我的课。当时有文教局的姚局长、陈督学以及各校的校长主任。课后评价很好，能教出这样的水平是很不错的。能掌握由浅入深，形象化教学，当场效果很好，听者很满意。我在刘庄小学教了六个月就转为正式教师。我把团关系转到学校里来，镇上卡住不放。后来，不知怎么又让我转了，转来以后，我成了全区文教系统里面的团支部委员。暑研会学习（地址：大丰中学）我还代表刘庄文教系统团支部出席大会的团代会。我在暑研会学习期间爱唱、爱跳。我爱唱京剧：萧何追韩信、斩经堂、甘露寺、借东风，我特别爱唱《借东风》，到现在我还喜欢唱。可惜我老了，唱不动了。暑研会一结束，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学校，做开学准备工作。
在盐城学习的第二年五月份，即1956年，学校抽调我们参加江苏省扫盲工作团。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分到各县的乡镇，我分在草堰区丰产，人生地不熟，就靠我自己一人搞。成年人初学识字是不容易吸收的，我就培养了学习积极分子做助手，利用他们互教互学，我教他们学会见物识字。在家里将所有家具、物品上都请学得好的人帮贴上字，如“灶”就在灶上贴上“灶”，“耙”就在耙子上贴上“耙”，“厨”就在厨子上贴上“厨”，“盆”就在盆上贴上“盆”，“缸”就在缸上贴上“缸”，这样增强记忆，学得又快又好，看到什么就能学会什么字，而且学得又牢靠。
有一次，我晚上独自去查学，那天晚上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在回家路上怎么走到坟场上，转来转去转不出这个圈子，找不到自己要走的路，我心里有些害怕，最后我就壮着胆子，总算走到自己回家的路上，这才算放心。那时粮食计划供应，我每月供应的28斤大米，无法自炊，所以，我就在一个农民家代伙。吃、住都在他家，人家吃什么我吃什么，他家每天吃不去皮的麦糁子饭，吃的汤是海门咸菜烧黄豆，别无其它，天天吃这些，我吃怕了，吃够了，何况我还怀孕，更不想吃。56年的9月底，扫盲结束，我还获得一张扫盲积极分子的奖状。
自1960年我回到刘庄小学工作期间，一直是刘庄公社教育系统的工会委员，担任班主任工作，兼少先队辅导员，担任年级组长、教研组长、部主任等职。同时参加了东台县教师进修函授中师语文，1964年毕业。在刘庄14年，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揪了好多人，开始揪当权派，逼他们戴高帽子在大街上游行示众，有时还坐飞机（即两人从后面架住被揪人往前推），套袖套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后面呼口号，打倒×××，毛主席万岁！有的纠出来以后早晚批斗，白天体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派性斗争，权力之争。我们每天一起床就赶到学校早请示，背好多毛主席语录。晚上也赶到学校晚回报，学习有关文章，写写大字报，有时开会提提当权派的意见，每次开会前唱“东方红”，会议结束后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每天都有个早请示，晚回报，这是雷打不动的必修课。
学校里也乱得很，校长、教导主任靠边站，学校里的事他们不敢管。高级部的学生外出串联，在家里的老师上课也不正常，即是上课也不教课本，而是教学生背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学生自己成立司令部，写了老师、校长、主任许多大字报。办公室、教室、走廊上所有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在老师办公桌的四周也贴满了大字报，桌面上贴有大字报，椅把上也贴有大字报。有的老师办公桌子也不能坐着看书，谁碰了有贴大字报的桌子，就给谁扣上反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以上贴的大字报都有几层厚。
有一年毛主席发出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我在刘庄小学工作，我就和我班上稍大一点的学生一起抬备战砖、挖防空洞，填埋刘庄镇上的夹沟，我的肩膀都抬肿了，也苦了那些孩子。农忙时，我们组织学生下乡支农，小朋友们也像大人一样腰系着围裙，捡麦穗、拾棉花，虽苦但干劲十足，捡拾干净后都交给生产队，也不要任何回报，现在想想这些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
1974年2月我从刘庄中心小学调到新团乡新明小学，我是这个小学的负责人，1977年我出席双代会，荣获县表彰、奖励。我在这个小学工作了五年半，于1979年9月调到新团中心小学任教，在新团小学工作期间，我参加了县组织的旅游团到青岛旅游。在青岛我们去了崂山、坐海船观看了大海，在海边上拾贝壳、拍照、参观了海参公园、中山公园、鲁迅公园、海参博物馆、水产博物馆。我们来回八天时间，不用我们花一毛钱，吃、住都是公家安排。1983年春获得教学奖。10月被评为乡镇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个人。1984年出席县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获得县教育局和县教育工会的奖状及奖品。同年12月又被评为县工会先进代表，获得县工会组织的奖励。我曾编写过民间故事《白驹》（收在大丰县《民间文艺故事》第一册中，现收入《大丰县志》）。62年至85年在刘庄和新团两地小学任教期间，11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10多次被评为乡级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1986年我调到大中镇中心小学直至退休。
几十年来我教的科目不管上级抽考或县乡统考，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我班级双科合格率都达100%，语、算成绩与全乡同年级比总是名列第一。1988年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1993年10月我被选入盐城市小学高级教师名人录，上面有我的名字和事迹。我的一生是搞教育事业的，我为自己的地位和荣誉感到自豪。我留念那青春时代，怀念那工作过的地方和我亲手培育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我教过的学生接近1000人，这些学生有的已在美国大学做了博士生导师、有的担任了各级领导干部，有的已经退了休做了爷爷奶奶。我真欣慰，桃李满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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