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1296～1371）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江苏兴化人。元末明初人，中国古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代，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参加了抗元。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而离去。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后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终著成《水浒传》，借以寄托心意，将自己全部的爱与恨，血与泪，尽融注《水浒传》之中。
《水浒传》，一经问世，便被世人称为“天下奇书”，研究者不绝如缕，形成了一门专学——“水浒学”。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以明代的李贽为主要代表，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表达了对水浒英雄的歌颂和赞美和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控诉。当然，他的评点也有一些缺陷，由于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他把梁山义军视为“盗贼”，肯定了宋江接受招安的“忠君”思想，但总体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另外一种观点以明朝的左懋第为主要代表，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在全国各地收缴《水浒传》。另外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金圣叹。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金圣叹所说的“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正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色。但他指出，“开书未写一百零八将而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正是由于封建官僚专制的横征暴敛，才使国家凋敝，百姓怨声载道，这才有群雄蜂起的局面。他对朝廷昏聩的不满溢于言表的同时，对农民起义军的暴力手段也寄予了同情。但是他毕竟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评点《水浒传》的，对于“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农民起义又是坚决反对的。可见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现代研究者胡适提出了“宿怨”说：认为水浒的故事是当时的宋元的老百姓和文人发挥他们的宿怨的地方，故把一座强盗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
鲁迅提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说：在《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在文坛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而后，在关于“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意见：(1)反皇帝。王俊年、金实秋等人认为，《水浒》把宋徽宗写成了坏皇帝的形象，写成了贪官污吏的总后台和保护伞。（2）不反皇帝。黄保真、林文山等人认为，水浒故事产生于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宋元时期，不可能把汉族的皇帝“反”掉，水浒英雄接受招安正是高度的忠君行为。(3)在反不反皇帝上是矛盾的。欧阳健、常林炎等人认为，梁山好汉在不反帝制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反不反宋徽宗上并不一致。在对待宋徽宗的态度上，《水浒》既揭露了他昏聩、荒淫的一面，又对他有所恭维。
综上所述，“乱自上作”、“官逼民反”是前人普遍认可的观点，他们都揭露了封建官僚体制下的罪恶与黑暗，同时表达了对农民起义军的深切同情。本文则汲取前人的研究之长，运用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对《水浒传》中的官民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揭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同时，阐释以“忠义”来调和官民关系的局限性，从而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美好理想提供必要的经验教训。
一、官民的类型分类
官和民可以说是《水浒传》的两大主角。《水浒》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封建社会百丑图，勾勒了一个官场的关系网。官民关系是书中最直接的叙事对象,但“官”是代表谁,而“民”又代表哪些社会阶层却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1、《水浒》中官的类型
官的集团，可分为朝廷官和地方官。朝廷官集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高俅,其出身市井，不学无术，却位居太尉，后与蔡京、童贯、杨戬系资源共享来扩大势力，稳定地位，形成了四大权奸。另外，还有朝廷“四贼”的私属如高衙内、高廉、殷天锡、梁中书、蔡九、贺太守等。他们构成了朝廷官的关系网。地方官集团包括县衙官吏、地方的豪绅地主、恶霸豪强，如阳谷县知县、郓城知县、押狱蔡福兄弟、张团练、蒋门神、西门庆、毛太公、郑屠，拥有武装的祝朝奉父子和曾弄父子，他们构成了地方官的关系网。
正是这些朝廷、地方官的集团吮吸着劳苦大众的血泪，横征暴敛，目无王法，无恶不作，才使得整个社会暗无天日，民不聊生。
2、《水浒》中民的类型
民的集团，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渐形成的梁山好汉为代表，从出身和阅历来看可分为：（1）农村劳动人民出身的 ,包括农民、渔民、猎户 ,有李逵、阮氏三雄、解宝等 7人。（2）地主出身的 ,有晁盖、史进、孔明等 9人。（3）军官出身的 ,有鲁智深、林冲、杨志等 21人。（4）下层官吏出身和上山前曾作过官吏的 ,有宋江等 11人。（5）杀人越货出身的 ,有李俊等 8人。（6）恶霸黑帮出身的有穆弘、穆春、施恩 3人。（7）江湖游民出身的 ,包括赌棍闲汉、小偷马贼、卖解相扑 ,有石勇、白胜、时迁等 7人。（8）市民出身的 ,包括商户、手工艺者、管家仆人 ,有卢俊义、萧让、燕青等 12人。（9）绿林出身的 ,有朱武等 27人。此外，还有个别道士、书生等。
梁山一百零八将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职业、身份又都是三教九流，但他们同受贪官污吏、豪绅地主、恶霸豪强的欺辱、侵凌，故才共聚梁山，“替天行道”。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济困救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二、官与民的复杂关系分析
官民关系，一直贯穿着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始终，它关系到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与进步。在封建社会中，官民关系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主要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官和民在阶级社会里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在利益关系上，官民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利益矛盾，他们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要求，这是官民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
《水浒》可以使我们看清当时的那个社会，看到当时吏治腐败、奸臣弄权，看到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赋税负担日益繁重，看到庄园主们依仗官府无恶不作，横征暴敛。而在这样罪恶、暴虐、黑暗的腐朽社会里，梁山泊英雄揭竿而起，愤然造反，可谓是天公地道，理所当然。
1、朝廷权奸与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关系
四大权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屈害忠良，坏国坏家。他们把梁山义军当作眼中钉，要将之赶尽杀绝。而梁山泊英雄却一次次击退了权奸统率的朝廷军队的征剿，上演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好戏。但后来宋江受封建“忠义”思想影响，接受了招安，并为朝廷平乱，结果却遭四个奸臣设计，坏了宋江、卢俊义等人性命。
2、权奸私属、州府、县衙与梁山英雄的关系
例如，林冲本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品行端正，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太尉高俅同为北宋朝廷效力。可是高俅之子高衙内，骄奢淫逸，胆大妄为，公然调戏林冲娘子，结果林冲却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然而，高衙内一伙人却是欺软怕硬，设计陷害林冲，使他蒙受“误入白虎堂”的冤屈，被刺配沧州，差点命丧黄泉。最终林冲选择了反抗，从一个禁军教头转变为了一个反叛朝廷的梁山英雄。
再如，高唐州知府高廉，乃高俅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权势，胡作非为，指使小舅子殷天锡霸占柴进的叔父柴皇城的住宅花园，柴进闻讯赶去与之理论，却被打得皮开肉绽。
州府如此，县衙更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武松原为县衙门的步军都头，非常看重朝廷的法律规范。大哥武大郎明明被西门庆谋害，有人证也有物证，但却因西门庆与阳谷县县吏有关系，导致案件不予受理，逼得武松“血溅鸳鸯楼”。
3、地方的豪绅地主、恶霸豪强与梁山英雄的关系
例如，蒋门神倚仗官府势力，霸占了施恩的产业，断了施恩的生路。毛太公是个贪婪残暴的土财主，赖了猎户解宝解珍的大虫，还把他们横加“抢掳财物”的罪名，送进官府，置之死地。
再如，恶霸郑屠骗取卖唱女子金翠莲后，将其赶出家门，追讨典身钱三千贯。后遇鲁智深打抱不平，被拳打死。还有地主武装祝朝奉父子和曾弄父子，誓死与梁山英雄为敌。后来梁山英雄三打祝家庄，平定曾头市，巩固了梁山。
“官逼民反”的原因分析
官逼民反，一直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阶级地位和利益的不同，官民矛盾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官逼民反”，是个广义的概念，在《水浒》中,官即代表黑暗腐败的北宋朝廷，民即代表了受剥削受压迫走向反抗道路的所有的人。
1、官民矛盾的分析
官逼民反，反映的是北宋末年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即黑暗统治者与农民的矛盾，批判的是朝廷维护官僚地主阶级利益、残酷压榨人民群众的政治路线。这是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最最深刻的社会原因。高俅为首的官的关系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和自身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势，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比如“智取生辰纲”，七位英雄劫取的是不义之财。北宋末年，官府为了满足昏君赃官的享乐要求，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不断盘剥百姓，当时，贫富悬殊很大。人们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只是一般人心存不满，不敢有所作为，而英雄们则敢于出手。施耐庵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开始的时候，让白胜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官民矛盾的尖锐。
2、霸逼民反的原因分析
霸逼民反，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反映的问题。说明当时豪强凌弱，恶霸当道，没有正义可言，反映了朝廷的司法腐败。其实，正是由于官霸勾结，才造成那种有法不依北宋江的局面。当武松一再向县官举证时，县官却不依法办理，更多考虑到西门庆的关系和势力，也正是在官不为民作主的情形下，武松才杀人。须知，杀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死罪，不到义愤之极，没有人愿意杀人的。登州的恶霸毛太公，仗势欺人，把解珍解宝兄弟打死老虎的成绩贪为已有，还污告解珍解宝兄弟，就是突出的一例。潘金莲与恶霸西门庆通奸，毒死善良本分的武大郎，武松忍无可忍，才把西门庆杀死。
3、官逼官反的原因分析
官逼官反，直接体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贪官和俊杰的斗争，反映的是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糟糕。象高俅这样的泼皮无赖，不只能靠吹、拍、买的功夫进入官员行列，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宰臣一级的高官，这样的咄咄怪事，在当时的时廷却很普遍。这样的官吏，不是靠功德上去的，他们靠的是权术，靠的是歪门邪道，当了官，当然还搞歪门邪道。而那些怀有德能的英才，不会拉拉扯扯，不是曲意逢迎，自然就成了高俅们打压的对象。王进因为有病没有及时给高太师庆贺，就被排挤得无法立身。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连自己的娘子都无法保全，眼睁睁看着高衙内调戏，最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迫害，不得不走向梁山。在高俅的欺压下，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王进等一批有才有德的英雄人物被逼得走投无路，虽然万般不愿，最后还是不得走向“草寇”队伍。杨志也是，这个名门之后，杨令公的后代，本来胸怀壮志，希望为朝廷出力，“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但在那样的黑暗环境中，这样的国家的栋梁之才，不能去疆场上为国杀敌，却被差去运送供最高统治者玩乐的花石纲，这本身就是很大的讽剌，何况，他在河里翻船，花石纲没了，获了罪。即使如此，他对朝廷还是忠心耿耿，梁山泊留他，他无论如何都不入伙。后来，还是这个杨志，又一次被大名府梁中书差去押送与花石纲一样搜刮的民财，途中被劫，无法交差，走向山林落草。
可以说，“官逼民反”是作者赋予梁山英雄正义性的最明显的标志。在北宋末年那个黑暗的时代，朝廷在政治上、吏治上、法治上都代表着邪恶，而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消除自身的邪恶。因而，在这样黑暗的世道里，只有英雄们奋起反抗他们，申张正义，才有生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到的“造反有理”，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四、以“忠义”调和官民关系的局限性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或《忠义传》。作者笔下的英雄不仅有情有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英雄皆有忠有义。全书以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众英雄排座次”为界，从内容上看，前70回义举多于忠行，而后50回则是忠行胜于义举；众英雄忠义并没得以两全。可以如此说，前70回为英雄的聚义，而后50回则是作者为忠唱的挽歌。“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未能“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英雄，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作者对此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
“忠”与“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在《水浒传》的字里行间中，也都弥漫和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讲“义”，往往与克己复礼、忠君敬上联系在一起，“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同时还与仁爱、忠恕紧密相依，如孔子提出“仁”的命题，“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提出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的义利观，提倡“舍身取义”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另外，孔孟之道还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主张，这些在《水浒》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但是，儒家文化中也有些封建伦理道德的糟粕，如君权神授，贵贱尊卑的等级思想，对梁山泊英雄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
2、《水浒传》中“忠义”的表现
宋江作为小说中核心人物，是忠义的化身，主张“替天行道”、“忠义双全”。
各路英雄好汉齐聚梁山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是宋江之功；梁山好汉受招安后征剿方腊，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最终革命事业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毁于一旦，又是宋江之罪也。宋江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
他一出场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他认为晁盖一伙智取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朝廷是十分忠诚的。
从“义”字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着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浔阳楼吟反诗，自然地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从江州法场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到“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再难在常规情况下尽“忠”，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
上梁山后，他牢记着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就是这样的忠心耿耿，宁肯灭绝兄弟之“义”，也要维护“忠”名。
与宋江性格迥然不同的一个人物即李逵，是个纯真、耿直、爽朗的铁汉子。这个梁山泊第一号“盗贼草寇”，是一团仇恨和反抗的烈火，一股扫荡黑暗腐朽势力的旋风。他没有半点奴颜媚骨，体现了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他除了勇武、刚烈，是个除暴安良，济危解困的热心肠人之外，还具有最为彻底、坚决的革命反抗精神。
对于朝廷的招安，李逵是坚决反对的。当宋江在菊花会上作《满江红》一词，公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李逵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并一脚踢翻桌子。后来，朝廷派人来招安时，李逵又扯碎诏书，拳打来人，并骂道：“……你的皇帝姓宋，我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
但是，宋江等人的妥协投降路线最终还是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大业。宋江等人受了招安，又去征辽平乱、剿灭方腊，“军马尽都没了，弟兄们又各分散”。最后宋江饮了御赐药酒后，怕李逵造反，竟又骗李逵喝了药酒。李逵最后关头还大声疾呼：“哥哥，反了罢！”可宋江一句“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使得重“义气”的李逵，垂泪殉情。可见，宋江对朝廷的“忠心”最终取代了他对梁山兄弟们的“义”，吞噬了当年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壮举。
3、“忠义”调和官民关系的局限性
忠义作为调和官民关系的工具，其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性。“忠”是用来调和人民与国家、与政府关系的；“义”是用来调和人民内部之间关系的。作者在淡化《水浒》之“义”的江湖气的同时，还着力强调“忠”，加浓“义”中的忠君色彩。但是，这种在江湖游民心理土壤中生成的“义”，毕竟与传统文化中的“忠”，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可能完全与“忠”相统一的。
由于当时那个社会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坚强而有力的政党的正确领导，最终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所利用，当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宋江选择了一条招安的道路，也就是说他是被统治阶级招安了，其实在《水浒传》中其他的英雄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李逵提出的“打去东京，夺了‘鸟位’”也不过像明末农民起义一样，换一个新的皇帝。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说明他们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宋江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名利思想较重，所以他认为人应该“封妻荫子”，他希望梁山兄弟们都能为国建功立业，以便青史留名。李逵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浅，所以他认为当今皇帝昏庸，应该换一个像宋江一样的皇帝。但不管是宋江，还是李逵，他们都不能超脱皇权思想的局限。
由于水浒故事的历史和《水浒传》形成的历史原因，由于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性，《水浒传》中宋江为英雄们选择了一条自认为可行然而却是最不高明的招安道路，最终落了个“鸟尽弓藏”的悲惨下场。封建统治阶级所做的一切，自始至终都是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服务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矛盾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也正是这样的描写才真正的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道路。
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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