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出差上海，堂姐的女儿带着她的男友晓存到宾馆看我。
小伙子长得挺帅，我端着长辈架势问：“什么地方人啊？”外甥女说：“我们老家的呀，大学毕业后也在上海工作。”哦，老家哪个乡镇的？他说，大隆。我笑了：“巧，熟呢，我在那里工作十年，你们家大人也许我认识。”晓存说：“我的外公叫顾西怀，当过大队支书。”
“哦，他家女儿好几个，你妈排行老几？”我问。晓存说，我妈是老大。我大吃一惊：“那你上面还有个姐姐对不对？”晓存好奇：“是的，您认识我妈？”我说，何止认识，你妈是舅妈的朋友，哎，何必报你外公的官职，你的名气比他大得多！外甥女莫名其妙：“舅舅，我们初出茅庐，您可不带这样取笑人啊。”我说，他一出娘胎便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你不知道？
也许因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其父母不愿意提及，孩子们不知情。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说，那天也就没有就此深谈下去。
近来我在研究“只生一个好”与“鼓励生三胎”课题，不禁想起当年那个轰动全乡的“小超生游击队员”。前天晚上，我微信外甥女：“丫头，给你布置一个任务：代我向你婆婆问好，就说我想了解她当年生养晓存的经过情况，请她介绍一下，你做好记录，近两天发给我看。”
外甥女不折不扣完成了任务，今晚发来晓存母亲如泣如诉的回忆——
1982年我怀了第二胎。生产队长说没有生育计划，要我去引产，承诺第二年给生养名额，我信以为真，就去引产了。
1983年，我又怀孕了，当时我在公社服装厂上班，生产队干部追到厂里软磨硬泡还要我引产，我怕丢掉社办厂工作，只好又一次把孩子打掉。我老公是大队赤脚医生，他当然是懂避孕办法的，我们只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侥幸让我家再生一个孩子，给女儿作个伴。大队抓计生的副主任看出了苗头，要我老公去做绝育结扎手术，我们没同意。
1984年我再次怀孕，铁了心要把孩子生出来。怀孕期间我躲在家里不出门，对外谎称去了王港乡服装厂。直到这年夏天即将足月生产，我才秘密转移到城郊姨娘家避风。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抓生育的干部晓得了，逼着我那当大队妇女主任的三妹带路找我。三妹受他们管，不敢违抗。那天，好大的阵势，乡里、村里、生产队出动了好多人，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坐拖拉机，一路奔来直扑我的藏身地，抓住我后直接押往县计生指导站。
我坚持要等老公到场，否则誓死不配合，他们只好去找我老公。老公躲在他姐姐家，还是被他们抓到了。晚上，我们家“夏医生”来到计生指导站。无法抗拒，在干部们的监督下，医师给我打了催产针。稍后，我感觉要生了，老公悄悄嘱咐我，坚持，千万不能声张。
过了大约一小时，指导站医师过来问“有没有要生的感觉”，我说没反应啊。那就再等等吧，他们送来一顶军用式蚊帐，不透明，整个罩住床，外面人看不见里面人。“夏医生”机灵，乘人不备踢了一只干的布拖把到床底下，然后钻进帐子悄悄为我接生，我咬着牙一声不吭。放在床下的布拖把正好吸着我淌下的血水不外溢，所以尽管干部们频频转悠，就是没察觉。
孩子生出来了。一声响亮的啼哭，传遍病房内外。
看守在病房门口走廊里的干部们大惊失色，那个人称“洋辣子”的乡计生干部跺脚大叫：“这哈子没得命嘞！”随即冲进病房撩帐子，我赶忙跃起身子，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老公则迅速用嘴咬断牵连在我和孩子身上的脐带。
大队干部奔去喊医师来处理。医师来了，见我已生下活婴，对干部们说：你们没看好，现在孩子生了还能怎么样？你们不负责任，不能影响我们计生指导站的声誉，必须立即出院！
干部们急得跳脚，忙向上级报告，我们乘机抱起娃娃就走。
过了半小时，乡里领导来了，说“如果大的小的出了事，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看守人奉命追赶，传达要我们回计生指导站命令。此时，我强忍疼痛已一步一个血脚印走了二里多路，但我们知道，只要回头去，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整死我的孩子。我们死活不肯回头。我老公说，我是一家之主，我也是个大队赤脚医生，我承诺，如果他们因离开计生指导站出了人命，不要你们负责，这总行了吧。孩子已经生出，主人说得斩钉截铁，抓我们的人犹豫着回去复命。
我实在走不动了，那时候县城还没有出租车营运，追兵随时可能会杀回马枪，真是急煞人。县城附近虽有姨娘家可暂住，但那个点已经暴露，我们不敢再去。紧要关头，我二妹急中生智，奔去姨娘家借来一辆人力拖车，她和我老公轮流拉着车，拖起我们娘儿俩，专拣汽车开不进的乡间小道走，星夜奔命回老家。
回到家里，已是下半夜两点钟。
第二天一早，大队支书鲁伯带来六名大汉，不容分说拉走我家所有家具及收录机，然后将主屋封锁起来，把我们全家人赶进旁边一间厨房里住，用柴笆围了个桶大的地方供我们烧饭。
没过几天，大队宣布处罚决定：罚款5400元。称其中5000元是“严打期间”双倍处罚。另外400元，说是因我家已经领过一年独生子女费40元，生二胎罚款十倍。没收我家主屋抵价600元，剩下4800元为欠债待还。那时，孩子他爸当厂医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我们家是倾家荡了产还背上巨额债务。
经济处罚完了，接着又是行政处分。我老公是“主谋”，大队赤脚医生身份一抹光；我的三妹履职不力犯有“国策罪”，大队妇女主任职务撸掉；我的三妹夫“知情不报”，在乡人武部的工作立马砸锅。连我的老爸（时任乡农机站副站长）也受到了纪律处分。
孩子满周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公带着我们去本乡砖瓦厂求生存。
全乡通报过的反面典型找事做很难。“夏医生”当铲碳灰工人，已算是发慈悲给了生路。他没有干过重活，每天累得鼻子冒血，但不做不行啊，全家四张嘴等着吃饭，何况还有天文数字般的罚款债务等着要还。厂里给我们住的地方，是粉煤车间隔出的一角，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直到二娃七岁，我们才凑到600元钱把自家老墩子上的主屋赎回，回归相对正常生活。
三妹夫妇丢掉工作也在这里打工。三妹当过小学教师、妇女主任，没吃过苦，在这里干的却是苦不堪言重活。轧砖机把一块块湿泥砖坯吐在机口一张大板子上，再前面是等着运坯砖出去晒的推车，三妹是“搭板工”，负责候在机口把压着许多砖坯的板子及时搭起来放到车上。板子非常重，她需一块接一块不停地搭。有一次不小心迟缓两秒钟，左食指被板子压得鲜血直流连指甲也脱了，疼得她差点晕过去。三妹在砖瓦厂呆了三年多，吃的那苦，我终身感到亏欠她！
读完这段故事，我的心在颤抖。尽管早年对他家遭遇有所耳闻，现在听当事人详尽叙述，我还是感到震撼不已！当年，他们家违计生受严罚全乡无人不晓，欣慰的是孩子死里逃生得以幸存，父母为他取名叫晓存，也许为记住这娃的来历，抑或为记住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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